• 请登录 注册
返回顶部 未开通新浪微博 未开通腾讯微博
您现在位置:教研动态 >> 教研论文 >> 浏览文章
韩震 | 中国道路成功的历史哲学思考
0 吴秋君 2020/8/4 13:40:29 信息来源:哲思驿站 作者:未知

中国道路成功的历史哲学思考


[摘要]中国道路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奇迹”,而是合乎历史规律的必然结果,在现实性上是与中国人民的勤奋劳动、创造性工作,与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实事求是适时制定政策、根据形势变化改变和完善政策分不开的。中国道路的成功,除了这些现实的原因之外,也有着非常深远的历史文化原因,这是中国道路更具哲学意义上形而上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文化是一种讲究终极性实体的文化,与之不同的是,中国深层次文化是建立在一种关系性系统存在的形而上学思考基础上的,而欧洲文化、中东穆斯林文化都是建立在某种单一实体的“始基”“本源”或单一的“神”之上的。在西方,“上帝”是人类的创造者;而在中国,“天”或“帝”实际上是一种统治关系的象征,与民众有着互动的关系,这是一种非常微妙的相互依存关系。正是这种“关系”性的关于世界的观念赋予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一种特殊的时间观念和历史行为的韧性,因为“关系”是可以调整的,是不断生成变化的。

[关键词]中国道路,历史文化,社会改革,思想观念


新中国 70 年的发展历史已经证明,中国道路的成功,是中国人民创造性实践活动的产物。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性飞跃,本身就是中国道路成功的最好证明。中国道路的成功不是偶然造成的“奇迹”,而是合乎历史规律的必然结果。中国道路是独特的,又是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的。其独特性是实体性和现实性的,而普遍的世界意义是参照性和功能性的。


一、中国道路成功的文化根源

中国道路的成功,在现实性上是与中国人民的勤奋劳动、创造性工作分不开的,当然也与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实事求是适时制定政策、根据形势变化改变和完善政策分不开。中国道路的成功,从社会发展的意义上,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是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的产物,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的结晶。但是,除了这些现实的原因,从长期或深层次的意义上看,中国道路也有着非常深远的历史文化因素,这便是中国道路更具哲学意义上形而上的基础。在百舸争流的当代国际社会,每个民族国家都力求实现发展,从而达到国强民富的效果。但是,不是所有的国家和政府都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同样的战略和政策未必能够有相同的实施过程,即使都有相同的实施过程,也未必能够取得同样的效果。

显而易见,中华文明具有特殊的民族特征,而这种特征在较长的历史时段上才能显现出来。法国前总理拉法兰认为: “中国成功的第一个关键在于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不仅聪明灵活,也十分勤奋”,而“第二个关键在于,中国的目光长远。西方常常被眼前的事情所困,不能从长远的角度开展治理。中国的国家规划则是一个为发展制定长远战略的现代工具”。实际上,中国人的长远历史目光也基于其对世界的特定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文化是一种讲究终极性实体的文化,与之不同的是,中国深层次文化是建立在一种关系性系统存在的形而上学思考基础上的,而欧洲文化、中东穆斯林文化都是建立在某种单一实体的“始基”“本源”或单一的“神”(“上帝”或“真主”)之上的。中国古代( 如商朝) 也曾经有“帝”和“天”的存在,甚至出过“皇天”或“上帝”这样的词,但是其内涵与西方的“上帝”截然不同。在西方,“上帝”是人类的创造者;而在中国,“天”也好,“帝”也罢,实际上是一种统治关系的象征,与民众有着互动的关系,这是一种非常微妙的相互依存关系。“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哲》)“帝”或“天”的统辖力量是建立在与人的关联之中的,是关系性的互动状态,这种“关系”性的关于世界的观念赋予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一种特殊的时间观念和历史行为的韧性,因为“关系”是可以调整的,是不断生成变化的。相反,基督教的上帝和穆斯林的真主,都是排他性的实体性的存在,是万物的创造者,相对而言是难以调整的。古代中国的统治者就深知: 普罗大众对统治者而言,是既能载舟亦可覆舟的关系。另外,中国语言的结构与西方语言也不同。譬如“是”( 如英语的 to be,德语的 sein,法语的être),都既有“是”的含义,也有“存在”的含义。而在汉藏语系中,“是”在后来的语言中逐渐出现,且只有“是”的含义,没有西方语言中“存在”的意思。中国语言中系词的非“存在”性,实际上就是对中国根基性存在是一种关系的语言反映。因此,中国历来重视从社会变化和历史传统当中寻找治国理政之道,寻找生活价值、生活原则、生活意义等。关于世界和社会的关系性和互动式的根基性观念,赋予了中国人一种特有的灵活性。正因为有这种特殊的灵活性,在变动不居的当代,在后发展中国家追寻现代性道路的时候,中国道路更容易进行灵活的调整,进行比较有效的改革。这是中国道路能够成功的历史形而上的基础。意大利前总理蒙蒂就曾经指出: “如果要读懂中国,绝对不能无视中国的历史文化。……文化对于中国而言不是锦上添花,而是属于中国最本质的东西。……历史会影响一个国家民众的个人心理和整个社会心理,历史也会影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我认为中国希望西方能够了解并尊重它的历史。”因此,蒙蒂建议他的西方同行: 要理解中国奇迹,就必须理解中国文化传统。

当然,可能有人会说,如果中国道路因为中国文化的关系性根基而成功,那么为什么中国却在近代落伍了,这应该怎样解释呢?一方面“关系性”的观念与“实体性”观念各有优势和特点。在知识进化的经验形态阶段,关系性的文化可能是更加具有灵活性; 而演进到原理式的知识形态时,那种对原本始基或最终的逻各斯探讨的文化,反而容易实现理论知识的突破。不过,这个方面的内容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另一方面,因为即使对社会文化观念的根基性存在采取关系性的理解,也可能会出现僵化、固化的现象。但是,这种固化在中国是可以化解的。正是这种可以松动、可以调整的关系,使中国文化经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仍然能够绵延不绝; 也正是这种可以松动、可以调整的关系,使中国在经历了近代的磨难之后,奋起自我革新,走向了凤凰涅槃的道路。另外,在历史上,日本文化是受到中国影响的,不是纯粹内生的基础性文化,因此它的文化就更具有灵活性,因而也就比中国社会更容易调整。我们就不难理解,日本何以能够在中国之前经历了明治维新的变革,在东亚率先走上了现代化发展之路。

实际上,更具现代性的知识都曾经在阿拉伯文化、欧洲文化中有过发展。问题是,欧洲的宗教改革让其社会走向了现代化道路,而阿拉伯宗教文化未能完成这种改造,因而抑制了其现代性发展道路。西方文化在追求绝对根基式的存在过程中,在宗教改革营造的思想解放的氛围中,实现了关于世界认识的科学理论突破。这种比经验形态的知识更具普遍性的原理形态的知识,成为欧洲工业革命的思想文化前提。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文化却因仍然沉溺于经验形态的知识,反而在历史进程中相形见绌,渐渐落伍。原理式的知识形态比经验形态的知识更有效率、更具有普遍性。原理式的知识让我们从经验形态知识的特殊情境下解放出来,走向世界的普遍性,这是西方工业革命的知识基础。

然而,当时代迈入21世纪,从上世纪末开始的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促使知识形态发生了新的变化。工业时代是标准化生产的时代,因而原理式知识如鱼得水,发挥了巨大的社会作用。而信息时代让知识形态发生了新的变化,现在的知识形态已经成为信息技术介入下的差异知识时代。在不同的软件平台上,人们的技术行为显然是有差异的。与知识形态的变化相适应,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地方性知识反而获得发展的新动力。在原理式构成的共识知识已经普遍化的情况下,人的创新却日益表现为信息网络平台上地方性、特殊性和情境化的知识。原理是普遍的,也是绝对的; 但人们的特殊优势是在不同的软件平台上灵活地使用知识。中国的关系性的文化根基,似乎让中国在信息时代找到了自己发挥优势的时代平台。中国人对事物的理解本来就是相互关联的、相互作用的,因而能够根据变化不断自我调适。既然中国文化建立在更具包容性的关系性根基之上,因而使中国社会能够根据变化的形势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尽管这种调整也会因为关系所涉及的要素之间的矛盾而遇到许多阻力和问题,但总比非此即彼的思维更加灵活一些。


二、中国道路的成功在于基于时代变化自觉地进行自我调整

2008年5月12日,美国《新闻周刊》提前发表了题为《他者的崛起》的文章。文章作者扎卡里亚指出:“美国发现一个新世界即将产生,但担心塑造这个新世界的是外国人。”因为“20年来,工业化西方之外的国家以过去不可想象的速度发展。这意味着他者的崛起——世界其他地区的崛起”。实际上,这种变化不是美国的衰落,而是美国的文化已经不能引领它本身促成的世界变化和关于世界知识理解的变化了。扎卡里亚还指出,“将要给这个世界定性的与其说是美国的衰落,不如说是其他国家的崛起。这是 20 年来一系列积极趋势不断发展的结果,这些趋势创造的国际环境带来前所未有的和平与繁荣”。按照扎卡里亚的理解,“他者”的崛起不是美国的衰落,而是美国没有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可以说,世界已经发生了急剧变化,而这种变化是美国人发明且推动的信息技术带来的,但美国所代表的西方文化传统却越来越不适应这种变化。

社会是不断变化的,但工业生产却是标准化的,因而按照熊彼特的说法,生产力的发展必须通过周期性破坏性的变化才能实现。而在信息时代,生产力的发展往往是网络平台更具差异包容性的普遍联系。原来那种执着于排他性的绝对存在、绝对真理的文化反而觉得有些不适应了。而基于关系性系统的中国文化,却在新时代获得了更自如地发挥作用的空间。中国文化的历史传统给了中国当代改革开放以深厚的精神支撑。中国文化具有特殊的灵活性,不走极端,能够理解“道并行而不悖”的道理。

首先,中国走的是根据时代发展不断调整自己战略和政策的与时俱进的道路。这正像美国学者哈斯马斯指出的: “中国人执行政策时非常注重务实。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采取形而上的态度,全然不顾对解决紧迫和重要社会及经济挑战的实用性。”显然,哈斯马斯所说的“形而上的态度”与西方人把自己的观念视为“普世”的文化原因是一样的,都是对世界绝对根基的思想幻觉。这种幻觉有利于他们对认识事物真谛的执着,但也限制了他们处理社会变化的灵活性。当今世界,大规模标准化的工业生产正让位于满足个性化需求的新型工业生产,知识的形态也越来越关注“地方性知识”和特殊性。这也对现代社会问题的思考产生了影响。正如约瑟夫·奈指出的:“在当今世界上,迅速变革成为规范,而不确定性无处不在。”西方人对知识形态的理解是确定的,而中国人对知识形态的理解则随着要素之间的互动而不断变动,是不确定的。在这样一个不确定性的时代,中国灵活务实的文化也就有某种生逢其时的状态。

其次,中国走的是一条既注重连续性与稳定性又不断追求创新的道路。按照英国前议员加洛韦的说法,中国道路的成功在于“中国的适应和自我革新能力”,中国文化强调连续性,因而容易从历史的延续中寻找现代问题的根源,也愿意从历史传统中寻找解决现代问题的智慧。中国人对历史的连续性又是从人的进取和创造中去理解的。《易经》就提出君子应“自强不息”的理念,《礼记》也倡导“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由此,中国的创新是一种保持历史关联的拓展,而中国的守正也是一种不断创造拓新的进程。

再次,中国道路走的是一条既注重现实性效率又追求理想性公平的道路。按照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库恩的说法,中国“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充分调动经济和市场活力”。中国人不接受新自由主义的教条,而是把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平衡根据历史进程进行灵活调整。正因为如此,中国能够把社会主义原则和市场经济的灵活性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创造了世界发展的奇迹。

复次,中国走的是一条既注重长远战略又着力进行过程与细节部署的道路。“中国政府的政策和目标都着眼长远,一般都有长期、中期和短期目标”,不断根据形势的变化而灵活调整。任何规划大规模实施之前,都在有限范围内进行试验探索,总结经验教训之后再循序渐进地铺开。这种现实主义的灵活性给了中国人一种历史感: 基于长远目标行动,而根据当下现实推进长远战略目标。

最后,中国走的是一条既保持独立自主又不断扩大开放的道路。中国的成功不是其他人的恩赐,而是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发展所依靠的是“行动着的群众”。“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中国绝对不会听从别人的说教进行什么“休克疗法”,因为中国人知道中医的忠告: 生命在于动态的平衡。

显而易见,中国的文化韧性赋予中国一种特殊的能力,那就是概念内涵的灵活转换。中国的确在坚持和坚守许多东西,譬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但是所坚持的不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类似的其他的坚持也是不断守正创新。正如习近平指出的: “前进征程上,我们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但是,在这种坚持和坚守的过程中,社会发展中涉及的关系是在不断调整的。这是中国社会保持活力的一个秘诀。


三、中国道路的成功在于立足本来借鉴外来的综合创新

当然,脱离开人民的实践活动,中国文化传统不能自动成就什么。文化传统只能在人们的努力中才能发挥创造新历史的作用。我们的先人很早就意识到:“日新谓之盛德,生生之为易。”( 《周易·系辞上》)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周易·系辞下》) 在中国人看来,“天地革而四时成”,因此人类社会也应该“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事大矣哉”。(《周易·革》) “故礼仪法度者,应时而变也。”(《庄子·天运》) 只有不断的变革,才能顺应时代“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周敦颐:《太极图说》) 明代的王廷相对变革的必要性有了更真切的理解,他指出:“法久必弊,弊必变,变所以救弊也。”( 《慎言·救民篇》)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改革的事例,正是这些改革推动了中国的发展,维持了中华文明的长期繁荣。当今中国人民改革创新的意识,就深深扎根于中华几千年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之中。

中国改革的成功是与对外开放相辅相成的。中国道路当然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但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也充分吸收了世界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中国在古代的成功反而使我们囿于知识的经验形态之中不能自拔,当西方理论原理形态的知识崛起时,我们在精神层面落伍了。中国的对外开放让中国人民彻底解放了思想,充分吸纳了西方知识形态中的积极成分和智慧。

中国改革的成功是与独立自主的意识和立场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上获得成功,还应在理论上形成知识体系。这种新时代的理论体系应该是基于中国传统优势,同时又是将历史上所有知识成果变成这个体系的组成部分的更具包容性的知识形态。由此,郑永年认为:“中国正在崛起,需要向其他国家学习内政和外交的经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需要建设中国思维的主体性。失去了这个主体性,思维被美国化或者欧洲化,中国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尤其是一个可持续的大国。”不过,郑永年的担忧是不必要的。因为从毛泽东的“独立自主”到邓小平坚持的“中国特色”,再到习近平的“四个自信”,都反映出中国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主体性和自主性。这是中国道路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

中国改革的成功复兴了中华文化传统。西方在近代因普遍理论形态的知识而崛起,中国通过对西方的学习,在自己特有的优势基础上实现了新的飞跃。“西方已经占据主导地位达 200年甚至更久,因而容易认为自己卓绝超群,没有必要向别人学习,还认为既然已经把模式告诉了他人,他人也应该采取与西方一样的模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西方会进行劝导,甚至欺凌他人、动用武力,这种传统由来已久。在很多方面,西方的思想其实很狭隘,但是自己却并未觉得如此,反而觉得自己具有世界性的眼光。”但现在西方的理念似乎已经过时了,越来越不能与当今时代相适应。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文化原因。西方的发展模式遇到了挑战,“这种竞争来自于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在西方经济陷于困境之时,中国经济近期表现出色,已增强了制度吸引力”,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也是一个有独特文明历史的国家,“因此,中华民族的复兴也是中华文明的复兴”。

总之,伴随着中国持续稳定且迅速的发展,西方社会的治理却出现了老化和劣质化的现象,二者之间消长造成的对比效应,使许多西方国家产生了制度性焦虑,也让许多发展中国家看到了自身发展新的可能性。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士认为,经济上,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十分突出,中国成功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是世界经济的重大利好因素,希望扩大对中国的出口、得到更多的投资。政治上,西方国家因自身的傲慢与惰性导致治理乱象丛生,政党恶斗对治理效率形成严重掣肘,而国际社会对中国治理能力高度认同,公开认同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人越来越多,希望中国成为平衡西方、为人类文明进步发挥正能量的积极力量。文化上,中国理念、中国价值、中国方案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研究中国文化的人明显增多,对中国治国理政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很多发展中国家希望我们帮助他们培养干部。这是一种风向。过去很多发展中国家热衷于学习西方经验,现在纷纷提出向中国学习,这说明我们的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发展方式对他们产生了很大吸引力。中国道路开辟了中国发展的新境界,中国发展的成就也确证了中国道路的优越性,而这种优越性是有历史文化根基的。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有辉煌的现实,也必将迎来更加灿烂的未来。

(注释略去,如有需要请参考原文。)



本文作者:韩震,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 年第2期。


 

文章点评